《神农本草经》人参 味甘、微寒，无毒。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
《名医别录》人参 微温，无毒．主治肠胃中冷，心腹鼓痛，胸胁逆满，霍乱吐逆，调中，止消渴通血脉破坚积，令人不忘．一名神草，一名人微，一名土精，一名血参．如人形者有神．生上党辽东．二月、四月、八月上旬采根，竹刀刮，曝干，无令见风．
《神农本草经疏》人参得土中清阳之气，禀春升少阳之令而生，故味甘微寒而无毒，气味均齐，不厚不薄，升多于降。洁古谓其气味俱薄，浮而升，阳中之阳也。又曰阳中微阴，盖亦指其生长真元之气而言欤！神农微寒，《别录》微温，二义相蒙，世鲜解者。盖微寒者，春之寒也；微温者，亦春之温也。神农直指所禀，故曰微寒。《别录》兼言功用，故又曰微温。既云微矣，寒不甚寒，则近于温；温不甚温，则近于寒，故知寒温虽别，言微则一也。以言乎天，则得其生生升发之气；以言乎地，则得其清阳至和之精。状类人形，上应瑶光（瑶光：为北斗七星之一，位于斗柄的最末端，是北斗七星的第七星名。古代象征祥瑞），故能回阳气于垂绝，却虚邪于俄顷，功魁群草，力等丸丹矣。其主治也，则补五脏。盖脏虽有五，以言乎生气之流通则一也，益真气则五脏皆补矣。其曰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开心益智者，以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肾藏精与志，脾藏意与智故也。心肾虚则精神不安矣，肝肺虚则魂魄不定矣。惊悸者，心脾二经之病也。心脾虚则惊悸，心脾之气强则心窍通利，能思而智益深矣。邪气之所以久留而不去者无他，真气虚则不能敌，故留连而不解也。兹得补而真元充实，则邪自不能容。譬诸君子当阳，则小人自退。清阳之气下陷，则耳目不聪明。兼之目得血能视，阳生则阴长，故明目。真气内虚，故肠胃中冷，气旺阳回则不冷矣。心腹鼓痛者，心脾虚故也。二脏得补，其痛自止，所谓按之快然者是也。故经曰：可按者虚也，不可按者实也。不可按者勿用。胸胁逆满者，气不归元也，得补则气实而归元矣，脾胃俱虚则物停滞而邪客之，故霍乱吐逆也。补助脾胃之元气，则而证自除。调中者，脾治中焦。脾得补则中自调矣。消渴者，津液不足之候也，气回则津液生，津液生则渴自止矣。通血脉者，血不自行，气壮则行，故通血脉。破坚积者，真气不足，则不能健行而磨物，日积月累，遂成坚积。譬夫磨管纳物，无力则不转，不转则停积矣。脾主消化，真阳之气回，则脾强而能消，何坚积之不磨哉？令人不忘者，心主记，脾主思，心脾二脏之精气满，则能虑而不忘矣。久服轻身延年者，纯阳则充举，气积则身轻。五脏皆实，延年可知矣。斯皆敦本之论也。
《医宗必读》人参（味甘，微温，无毒，入肺、脾二经。茯苓为使，反藜芦，畏五灵脂）补气安神，除邪益智。疗心腹寒痛，除胸胁逆满，止消渴，破坚积，气壮而胃自开，气和而食自化。
人参得阳和之气，能回元气于垂亡，气足则神安，正旺则邪去。益智者，心气强，则善思而多智也。真气虚者，中寒而痛，胸满而逆，阳春一至，寒转为温，否转为泰矣。气入金家，金为水母，渴籍以止也。破积消食者，脾得乾健之运耳。按：人参状类人形，功魁群草，第亦有不宜用者，世之录其长者，遂忘其短，摘其瑕者，并弃其瑜。或当用而后时，或非宜而妄设，不蒙其利，只见其害，遂使良药见疑于世，粗工互腾其口，良可憾也。人参能理一切虚证，气虚者固无论矣，血虚者亦不可缺。无阳则阴无以生，血脱者补气，自古记之。所谓肺热还伤肺者，肺脉洪实，火气方逆，血热妄行，气尚未虚，不可骤用。痧疹初发，身虽热而斑点未形，伤寒始作，证未定而邪热方炽，若误投之，鲜克免者（多用则宣通，少用反壅滞）。
《神农本草经读》人参 味甘、微寒，无毒。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
陈修园曰：本经止此三十七字。其提纲云主补五脏，以五脏属阴也。精神不安，魂魄不定惊悸不止，目不明，心智不足，皆阴虚为亢阳所扰也。今五脏得甘寒之助，则有安之、定之、止之、明之、开之、益之之效矣。曰邪气者，非指外邪而言，乃阴虚而壮火食气，火即邪气也。今五脏得甘寒之助，则邪气除矣。余细味*，无一字言及温补回阳。故仲景于汗、吐、下阴伤之症，用之以救津液。而一切回阳方中，绝不加此阴柔之品，反缓姜、附之功。故四逆汤、通脉四逆汤为回阳第一方，皆不用人参。而四逆加人参汤，以其利止亡血而加之也；茯苓四逆汤用之者，以其在汗、下之后也。今人辄云以人参回阳，此说倡自宋、元以后，而大盛于薛立斋、张景岳、李仕材辈，而李时珍《本草纲目》尤为杂沓。
仲景一百一十三方中，用人参者只有一十七方：新加汤、小柴胡汤、柴胡桂枝汤、半夏泻心汤、黄连汤、生姜泻心汤、旋覆代赭石汤，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厚朴生姜半夏人参汤、桂枝人参汤、四逆加人参汤、茯苓四逆汤、吴茱萸汤、理中汤、白虎加人参汤、竹叶石膏汤、炙甘草汤，皆因汗、吐、下之后，亡其阴津，取其救阴。如理中、吴茱萸汤，以刚燥剂中阳药太过，取人参甘寒之性，养阴配阳，以臻于中和之妙也。
又曰：自时珍之《纲目》盛行，而神农之《本草经》遂废。即如人参，《本经》明说微寒，时珍说生用则寒，熟则温，附会之甚。盖药有一定之性，除是生捣取汁冷服，与蒸晒八九次，色味俱变者，颇有生熟之辨。若入煎剂，则生者亦熟矣。况寒热本属冰炭，岂一物蒸熟不蒸熟间，遂如许分别乎？偿考古圣用参之旨，原为扶生气安五脏起见。而为五脏之长，百脉之宗，司清浊之运化，为一身之橐龠者，肺也。人参惟微寒清肺，肺清则气旺，气旺则阴长而五脏安。古人所谓补阳者，即指其甘寒之用不助壮火以食气而言，非谓其性温补火也。
陶弘景谓功用同甘草，凡一切寒温补泄之剂，皆可共济成功。然甘草功兼阴阳，故《本经》云：主五脏六腑。人参功专补阴，故《本经》云：主五脏。仲景于咳嗽病去之者，亦以形寒饮冷之伤，非此阴寒之品所宜也。
《医学衷中参西录》人参解 人参之种类不一，古所用之人参，方书皆谓出于上党，即今之党参是也。考《本经》载，人参味甘，未尝言苦，今党参味甘，辽人参则甘而微苦，古之人参其为今之党参无疑也。特是，党参之性虽不如辽人参之热，而其性实温而不凉，乃因《本经》谓其微寒，后世之笃信《本经》者，亦多以人参之性果然微寒，即释古方之用人参者，亦本微寒之意以为诠解，其用意可谓尊经矣。然古之笃信《本经》而尊奉之者，莫如陶弘景。观其所著《名医别录》，以补《本经》所未备，谓人参能疗肠胃中冷，已不遵《本经》以人参为微寒可知。
因此，疑年湮代远，古经字句或有差讹，吾人生今之世，当实事求是，与古为新，今试即党参实验之，若与玄参等分并用，可使药性无凉热，即此可以测其热力矣（此即台党参而言，若潞党参其热稍差）。然辽东亦有此参，与辽人参之种类迥别，为其形状性味与党参无异，故药行名之为东党参，其功效亦与党参同。至于辽人参，其补力、热力皆倍于党参，而其性大约与党参相似，东人谓过服之可使脑有充血之病，其性补而上升可知。至化学家实验参之成分，谓中有灰色糖质，其能补益之力在此，不知所谓灰色糖质者，乃人参之所以能滋阴补血也。至人参补气之力实倍于补血，特其补气之良能无原质可验，东人逐不信其有补气之力。即其卓卓名医猪子氏，竟谓人参征诸病床上之实验，若在病危急时毫无作用，惟数日或数周间接续服之始觉营养稍佳。夫人参为救危扶颠之大药，原能于呼吸之间挽回人命，猪子氏犹昧而不知甚矣，医学之难也。方书谓人参不但补气，若以补血药辅之亦善补血。愚则谓，若辅以凉润之药即能气血双补，盖平其热性不使耗阴，气盛自能生血也。至《本经》谓其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无非因其气血充足，脏腑官骸各得其养，自有种种诸效也。
凡药之性热而干燥者，恒生于热地，桂、附之生于川广者是也。物之性热而濡润者，恒生于寒地，人参之生于辽东山阴者是也。盖其本性既热，若复生于热地，即不能保其濡润之津液也。且既名为人参，必能参赞人身之气化而后名实相符，人身之气化，固阴阳俱备者也。彼因人参生于阴寒之地，而谓其偏于补阴者，于此义盖未之审也。
汉代用的人参不是我们今天东北长白山的人参，更不是高丽参。那个时候，东北这个地方还不属于汉代所管。张仲景不可能用进口的人参，张仲景用的是什么人参呢？用的是上党地区的一种五加科植物。上党地区就是我们今天的长治了，山西晋东南地区。在汉代晋东南地区有五加科的人参，也有桔梗科的党参。人参和党参不是一个科属的，五加科的人参和我们今天长白山的人参在作用上有什么不同呢？上党地区的五加科人参作用介乎于我们现在的人参和西洋参之间，既有比较好的补气作用，也有很好的补津液作用。所以在白虎加人参汤的适应症中，热那么盛，热盛伤津，热盛耗气，出现了大烦渴不解。舌上干燥而烦，欲饮水数升。口渴那么厉害，热那么盛，他仍然要用人参，它绝不是我们今天东北的人参；要是东北的人参，它还不助热啊！所以他用的是上党地区的五加科那个品种。这个品种功效我刚才说过，它介于西洋参和（东北）人参之间。既有补气的作用，又有很好的养阴生津的效果。非常遗憾的是，上党人参已经绝种了。在四、五十年前有些老药工在长治的某一个山上的一个洞前，见到过两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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