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为什么我们没有大国应有的诺贝尔奖获奖人数？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卡脖子”领域和技术？显然，中国的科学研究基础还很薄弱，基础研究水平不高、积累不足，大多数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和前沿发展还有很大差距。
2. 短期内，要在大多数“卡脖子”领域突破，达到Me Too、Me Better，几乎不可能。如此，我们要成就科创，建成创新国家，任重道远。惟有卧薪尝胆、花大力气改革教育体制、科研体制，以二十年、三十年为维度，以造就一个世界级创新人才辈出的局面为目标，着力发掘孩子天赋，因势利导、因材施教激发人才潜能，满足科技人员较为优裕物质生活的要求，鼓励他们潜心研究、成就事业，鼓励他们积极拓展与国际先进同行交流合作。
正文：
过去的2022年，我们所见所闻、亲身经历都令人刻骨铭心、不可忘却。在新冠疫情、俄乌战争、中美博弈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之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迅速分化、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也在大范围解构、重组，世界贸易增长乏力，VUCA时代更加VUCA，中国在越来越多科技领域遭遇西方围剿。
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扑面而来，中国的科创热潮方兴未艾。无科创无未来，科创是未来的必要条件，但科创仍不是未来的充分条件，为什么呢？我认为我们要走向光明的未来，还要具备一系列的前提条件、必要条件。这些条件的不具备、不突破，在过去、在今天都抑制了这个社会的创新发展。
我今天讲三个方面：首先是理念滞后。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问题似乎解决了，但应该是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仍然令人困扰。这背后有两个基本理论问题，第一，今天劳动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力劳动了，那么资本剥削劳动还成立吗？在马克思写《资本论》的年代，资本剥削劳动是科学的论断，但其内在的涵义是稀缺的货币资本剥削有大量供给、甚至供给有剩余的体力劳动。
今天已是科创时代，没有货币资本的科学家以其知识产权作价1个亿来融资，风险资本家投入1000万现金入股，占10%的份额，创始人团队占90%股权，如果科创失败，VC资本如落花流水，那么这种情况下谁剥削了谁？如果科创成功，企业价值扩大100倍，那又是谁剥削了谁？是知识劳动剥削货币资本，还是货币资本剥削了科创企业家？我的回答是，稀缺的科技资本“剥削”了有大量供给、甚至供给有剩余的货币资本，这里的被剥削也是货币资本家甘心情愿的，所以我要打上引号。而这里的科技资本是不断增值的资本，是科学技术人员活的劳动不断创造的资本。我无意说资本剥削劳动的时代已经过去，因为我们现实当中还存在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但是劳动剥削资本的时代也已经正在到来，关键是怎么定义劳动和资本。
在今天这个时代，马克思对资本和劳动的经典定义需要大大拓展和丰富。*中央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按“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来进行分配”，这是一个重要的理念创新，哪个要素具有稀缺性、排他性、独占性，哪个要素在生产与分配过程中就有优先性、主导性、控制性。我认为这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
第二个理论问题是，私有资本是恶的吗？资本家的传统形象是：唯利是图、剥削工人、破坏环境、不正当竞争*，乃至组成利益集团操纵公器。今天的社会物质愈益丰富，法治愈益健全，劳动者保护、消费者保护、环境保护、反垄断措施越来越有力，社会教育水平提升，文明程度提高，越来越多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回馈社会。当今ESG已日益成为全球商业世界的共识和行动。大多数私有资本家即使有所挥霍，其个人享受总是有限的，他们仍然重视家族传承，如果他们培养的二代、三代也属精英人才，则由他们经营的财富就有可能创造比社会平均更高的收益率，则是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如果他们经营效率低、报酬率低，他们的企业就会在竞争中失败，要么破产，要么被兼并收购。今天的时代，越来越多私有资本家努力向善，先前有荣毅仁，现在有任正非、曹德旺。
在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要警惕的是资本与权力的结合，资本腐化权力、操纵权力，无论其所有制性质！所以我们要设立屏障，阻断私有资本向公权力渗透的企图和野心。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私有资本是有原罪的，随着社会繁荣、文明进步，私有资本也在不断进化，逐步融入文明进程。
其次，影响我们走向未来的是体制问题。
我举两个方面，首先是科研体制，我们的科研体制仍是僵化的、效率低下的。重视产出规模，不以产出质量为重。只讲产出，不讲投入，不评估投入产出比。研究导向仍然以*文、评职称、报奖项、升院士为主线，申报课题、评奖、竞争院士的进程仍然被错综复杂、厚实深入的关系网、人情网、交易网所笼罩。大量的资源浪费在申报、评奖过程中，浪费在课题的低水平重复研究中，浪费在仪器设备重复添置、低效率使用中，浪费在许多不必要的出差和会议中。对于如何激发广大科技人员、专家学者的创造潜能，缺乏研究和积极举措，不敢在人力资本本身作大力度投入。一些大学不能正确理解上面指示，对上唯唯诺诺，搞一刀切，把不应该关闭的、有利于跨学科交流合作、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有利于教授、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平台企业、科技园统统关掉了事，关门大吉，让广大教授、专家在成果转让方面畏手畏脚、怕秋后算账。
第二个方面，最近一年，资本市场，主要是一级市场遭遇霜降，相对有钱的基金主要是国资背景的基金，然而国资背景基金决策慢、程序复杂、附加条件多，不能响应科创企业融资与发展要求。资本运营应当是最市场化的，然而却不能完全按市场规律、市场规则办。这都是我们体制的问题。
第三，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影响我们科创事业和国家前途的最大瓶颈是教育。
我的同事和我在过去三年考察了上百家科创企业，我们发现其创始团队、核心科技人员80%以上是从海外回来的，主要是美国，少部分是欧洲和日本，他们在海外有学习、研究、工作和创业的经历，有些还参与科创企业创业或在行业领先企业中担任研发部门负责人或事业部负责人。他们回国创业已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把全人类的科学技术知识加以整合、加工利用，然后再创新，形成科创产品和服务。
今天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开始在理工领域停止和限制招收我们的留学生，限制和阻碍我们的学者访问和交流。中国这一波科创浪潮五年，或许十年会达到顶峰，那十年后，我们自己的大学能培养出那时候能瞄准世界科研前沿的创新人才吗？二十年后我们同世界最高水平的科技储备和能力是更接近了、还是差距更大了？我们的科研院所、高校没有培养出拿诺贝尔奖的人才，一是因为我们的基础积累不够、水平不高，二是因为我们教育理念和体系落后。
大学不能造就创新人才主要源于我们的基础教育没有输送大量有好奇心、探究心和初步专业兴趣和素养的高中毕业生。从幼儿园、小学到初中、高中，孩子们完全拘泥于课本和课程考试，孩子们的创新思维、开放思维、质疑精神统统成为应试体制的累赘，他们很少人会按自己的天性去发展自己的个人兴趣爱好，更不要说在一些专业领域去探究学习、积累知识。他们能考进复旦录取分数最低的专业，也不愿意去同济学习自己感兴趣的建筑设计，他们能进金融专业就会放弃去中文专业追逐成为小说家的梦想。其实孩子们都是有天赋的，基础教育的首要使命应该是去帮助孩子发现天赋，激发潜能，顺其天性，给予培植提携，如若有错，还可以及时调整。
过去20年，我到访过许多世界一流大学的一流实验室，每个实验室有十多个理工医博士生，由导师带着做实验，中国博士生常占多数，有的占一半以上，但是在整个博士生团队里面、群体当中排名第一、二往往是美国本土的博士生。问其导师，答曰这个孩子有天赋，他从小开始有兴趣，在小学、中学阶段就得到老师的扶持、培养，给开小灶、专题，做兴趣讨论班，日积月累，考上自己感兴趣的大学专业，然后读博士，慢慢地就会脱颖而出，成为有天赋的、有创新的人才。
为什么我们没有大国应有的诺贝尔奖获奖人数？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卡脖子”领域和技术？显然，中国的科学研究基础还很薄弱，基础研究水平不高、积累不足，大多数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和前沿发展还有很大差距。短期内，要在大多数“卡脖子”领域突破，达到Me Too、Me Better，几乎不可能。如此，我们要成就科创，建成创新国家，任重道远。惟有卧薪尝胆、花大力气改革教育体制、科研体制，以二十年、三十年为维度，以造就一个世界级创新人才辈出的局面为目标，着力发掘孩子天赋，因势利导、因材施教激发人才潜能，满足科技人员较为优裕物质生活的要求，鼓励他们潜心研究、成就事业，鼓励他们积极拓展与国际先进同行交流合作。如此，经过两代、三代教育工作者、科学技术专家的艰苦奋斗，我们就有可能在多数领域突破“卡脖子”围困，在少数领域有First in Class的发现和创造，让别人有求于我们，我们就可以通过技术合作和交换来更大程度地解除西方敌对性压制。
没有日积月累的努力和沉淀，我们不可能有突破性的发现和创造，科技创新不能轻信跳跃发展，也不应奢望弯道超车。今天我们要做的、还来得及做的，就是把科学当作老老实实的东西来做。
在一个物质不够丰沛、文明开化不足、功利浮躁的社会，有些科研工作者仍会为了功名利禄而去放弃自己的科学信念，比如故意造假、迎合权力，口是心非，厥词惑众、排挤同行、贪图虚名，个别人甚至到了人格分裂、丧心病狂的程度。所以尊重科学，追求真理，是件十分简单却又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在科学不够昌明的时代，一些所谓的科学家是没有对真理的信仰、对科学的忠实。他们在实际利益面前做出的选择，背离了他们的身份和大众的期待，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发展很难，科学传播很难，科学坚守更难。
人在浩瀚宇宙面前只是一粒沙子，在科学面前再高大的人也是矮小的。虽然迄今为止，我们估计既有的科学知识只回答了人类所遭遇到的各种未知问题的5%，甚至还不到，但是对每个个人来讲，科学知识已经是浩瀚无际了，所以我们要怀着谦卑和虚心的态度来学习科学。也因此受制于每个个体的有限生命，我们要选择专业来积累和发展科学知识。
科学的精神要求我们应该秉持自己的专业功底和实证发现来发表意见，虽然有些科学工作者智商很高，可以跨领域学习和研究，但这仍然不足以让他超越自己的研究去评论和指摘其他领域专家的研究。搞小分子生物学研究的不一定懂传染病学、公共管理学，其实也没必要懂，反之亦然。一个科学工作者要去跨行抨击另一个科学工作者，他的勇气要么来自于对另一学科领域的无知，要么来自于把基于自己所在领域的成就建立起来的豪气甩溢出去、去占领更多领地话语权的野心。这种霸道源自于一种无知的傲慢，对自己无知的无知和对自己所从事科学工作应秉持的精神的傲慢。当然个别人还在背后、在不见光的地方有功名利禄的挂钩，那就更不值得以君子之道待之了。总之，我认为，科学只要同功名利禄结合就会变味、就会变样。
我认为，企业家精神对于科创企业成功尤为重要。因此，我对企业家精神认识稍异于传统。我认为，企业家精神最大的特征与价值在于企业家的自驱力和学习力。经典的学者如马克斯·韦伯呼唤企业家精神，是认为企业家是自利的，他们因为追逐私利而奋斗，从而去促进企业去竞争、去发展、去创造财富，从而促进社会繁荣，并惠及整个大众。然而我所认识的科创企业家们已是当代中国第四代企业家，同前三代企业家有个显著的区别在于，他们不是因为贫穷而创业。更多的是因为他们有科学理想，有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愿意个人致富，但在财富观上也更开放，更愿意分享，这些人往往都有使命和情怀。
所以我认为自驱力是企业家精神光辉的特质，它并不以企业家拥有产权、追逐私人财富为前提。而这种无数个别的企业家的自驱力汇合起来就形成了这个社会经济驱动的巨大源动力，因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在少数国有企业，董事长或CEO虽然不拥有股权，也无直接挂钩的经济利益，比如像宁高宁，却也有强劲的企业家精神，把企业由平庸发展成为行业翘楚甚至跨国巨头。企业家精神是先进生产力，代表着这个社会的潜能、动力和方向，是这个社会最值得珍惜的资源和资产之一。对于科创时代，尤其如此。我们可以说，无企业家精神，无未来。
当然有企业家精神，也并不一定有未来，因为它的萌芽、发育、成长也需要环境条件的催化、滋养和呵护，最基本的就是要有真正的市场，其前提就是公平、自由的交易机制和充分、有效的法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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